4月6日《信息時報》刊載題為《一個“休而不退”者內心深處的愧疚”》的文章，作者為一位來自浙江的“早退”官員，他稱，因看到一則來自湖南的新聞（昨日媒體報道，湖南部分基層官員自愿提早退休，待遇不降反升），讓他有了動筆的沖動。在文中，作者稱愧對分文不少的薪資、愧對含辛茹苦的勞動者、愧對朝九晚五的下屬。

雖然作者如今已經完全退休，也不怕別人背后議論，此時才把埋藏在內心深處的愧疚吐露出來，但也還不算晚。至少，在他的一番愧疚之詞中，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一個“早退”官員內心深處的良知和無畏，有愧疚有表態總好過那些默默享受著納稅人供奉卻安然自得者，也讓看到了官員“早退”現象背后種種難以窺見的問題。

官員“早退”現象堪稱普遍，多與機構改革、利益嬗變、為官不易、能力不濟等因素息息相關，一些地方機構改革后事少官多，為了消化多余的官員，“早退”便成了辦法之一，一些官員為了逃避反腐等壓力，“早退”便成了捷徑。但不管如何，在“早退”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某種利益的交換，不管愿不愿，“早退”者始終是利益既得者。

“早退”官員不僅可以享受到比之前更好的工資級別和待遇，還可以悠閑地過著類似退休的生活，如此待遇怎能不令人羨煞不已？然而，要知道的是，“早退”的做法造成的不僅是行政成本的增加，大量的公共財政豢養的是無所事事的官員，還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，就如作者所說，對含辛茹苦的勞動者、朝九晚五的下屬都是不公。

如今，“早退”官員主動站出來表達愧疚之意，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“早退”或者準備“早退”的官員會感到尷尬和愧疚，推動這項做法的相關部門是否也該感到尷尬和汗顏？起碼，透過這樣一番愧疚之久，不僅讓我們看到了“早退”這樣一種做法的錯誤，禁不住內心良知的拷問，也讓我們看到了“早退”改革和廢止的必要性和緊迫性。

或許，“早退”官員的愧疚之言恰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信號，在全方位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今天，要真正轉變政府職能，激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活力，革新官員晉升與退出機制顯然已是當務之急。絕不能讓我們的發展背負沉重的行政成本，讓官員“早退”制破壞公序良俗，導致行政體制改革的成效大打折扣，讓群眾失望。（禹海君）